与八个月前相比，重庆钉子户吴苹的脸部表情显然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在一袭红衣下，她前卫且张扬地和杨二车娜姆等年度红人频繁出现在各种颁奖晚会上，以至记者要想见她都需要经纪人的牵线搭桥。

从一个坚守着那座孤零零祖屋的钉子户，到被许多杂志封面称之为捍卫中国私有财产的标志性人物，吴苹个人的这幕悲喜剧，不仅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住房样本的多样性，也刻画出中国地产20年脸谱化的缩影：既有矛盾震荡和调和，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在前面等待，让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最神圣的不动产变得如此娱乐化。

华裔学者杜维民说，中国房子是一部最缠绵的红“楼”梦。领悟此话之前，我辈几乎没什么反应，而当进入国家图书馆查阅与1987年至2007年有关的地产资料时才发现，这20年，住房问题的确是中国公众日夜牵挂的红“楼”一梦，只是当我们花去很长时间结束福利分房的“海市”后，又出现了今天高房价所带来的“蜃楼”幻影。可谓是“福利死去，保障再生”的又一个轮回。

北京甘家口大厦书报亭是本报零售的数据监测点，小老板叫黄锦林，是一位经历了靠红头文件分房、住房公积金买房、按揭政策分期付款“三阶段”的安徽籍中年人。他说自己的报亭每周进5份《中国房地产报》，而他往往卖掉4份后就留出一份。目的很明显，除了关心彩票、股票外，他最想了解的就是房价。在他眼里，房子不仅决定了他的婚姻、事业，也决定着他下一代的命运。因为他的儿子，一位在北京打工的蓝领，是不折不扣的房奴。

其实，温故中国地产20年，有许多划时代、里程碑事件值得进入我们的视野，但如果通读它、解剖它，反思它，其影响的指向却显得是那么的惟一性：第一是政策，第二是政策，第三还是政策。“作为一个特殊商品，房地产是受政策影响最大的行业。无论是海南地产泡沫的破灭，还是汤臣一品的天价，每个历史事件和节点背后都累加着密集型政策的出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显章说。

正因强烈的政策推手作用，王石不得不反复向公众表白着这层意思：没地光荣，囤地可耻；任性的任志强也不顾张扬其个性而自我辩解：我手上没地，我是地产圈的穷人。即便擅长与公众沟通的潘石屹，也顾左右而言他。因为在下一轮的地产20年里，谁说一定不是“撑死的是胆小的，饿死的是胆大的”？

然而与房地产内部的收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的买房热情并未因此而衰减。50年代生人为孙辈买房，60年代生人为子女买房，70年代生人为婚姻买房，80后为工作买房，接着就是即将行成年礼的90后。买房就像愚公移山，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以至人们把买房的希望，寄托在政策的风吹草动和大佬们的只言片语上。

为什么海市死去，蜃楼依然？为什么我们的居住命题如此脆弱？显然我们在学习市场的过程中，还难以把握好房地产的发展角度和纬度：它究竟是民生工具？还是商品工具抑或资本工具？如果说宏观政策是地产生命线的话，那么我们的土地政策是不是更应瞻前顾后？金融政策是不是更应周全考虑？城市化进程是不是同样需要科学统筹？这些，都有待我们在地产的下一个20年面壁反思。

而中国房地产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大秀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清晰地吃透历史，还原历史。我们总站在某一个节点絮絮叨叨，就像一位还没见过经济学教材的中学生就大谈哈耶克那样；就像试图用一篇博客就想说清宏观调控的得失那样；就像在某个论坛振臂一呼就想推翻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支柱产业那样。什么是囤地界线？什么是圈钱标准？我们似乎忘记了自己老老实实盖房的“匠人”身份，而背上难以负荷的救世主包袱。

忘记中国地产的本质是可悲和荒唐的。本报之所以选择在此时远离行业的大声喧哗，冷静地回顾中国地产的20年，20事，20企，20人，就是希望通过温故自新的办法，重新丈量我们的不足，寻找我们前行的方向。同时以历史大事件的回放和解构，靠近每个普通住户的心声，特别希望更多的地产企业和开发商能够阅读到小人物关切的住房话题。

当然，我们花了20年时间从终点又回到起点，并不是一件坏事。房地产强烈的公共情结不仅仅在地球这边。大洋彼岸的美国，以救助穷人为目标的“次按风暴”同样刮目相看。如果市场第一大国的买房经历也需要民生指标的话，我们的此番轮回也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放弃没房就自卑的片面情绪，通过多元化的手段解决住房问题，让我们的居住方式同样融入世界前沿。

还是小人物的声音，吴苹在接受“2007‘坛’论中国影响力人物”的称号后，送给主持人一块从拆迁房带回的板砖，她希望每个中国公民都能保护自己的私产。同时她也希望能够把这块具有历史意义的板砖送进中国历史博物馆。

维护我们的居住权利，保护我们的神圣财产，不忘我们的财富梦想，让中国房地产在下一个20年，彻底告别海市蜃楼，不再成为空中楼阁。